自從鄧小平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命題以後，我們潛觀默察，發現了一個不大尋常的現象，那就是，在美國方面以及歐洲方面，許多學術界的人士，都認為，這一個命題，新鮮而有興味，可以為未來的政治哲學，開一新紀元。但是，在亞洲方面，能理解這一個命題的人，似乎尚不太多，香港方面有一個頭面人物，認為對此有待硏究。

這是一個抽象的問題，抽象的問題，往往因人們政治哲學的修養，而感受各有不同。因此，我們解開這一個問題政治哲學的外殼，用普通的詞語來談一談，應該是有需要的。

一位華盛頓喬治城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指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英國早已行之，美國早已行之。英國和美國，都是資本主義國家，但是，英國有工黨和社會黨的社會主義立法，而美國在羅斯福總統的時候，便施行「新政」（New Deal）至今不衰，新政的本身，是社會主義制度。孫中山先生主張節制資本，也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資本」是一個制度，而「節制」又是另外一個制度。純資本主義的制度，主張「自由企業」。企業既然自由，那能容忍節制？資本而可以節制，說明企業自由是有限度的。這已經說明，孫中山先生，也主張「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了。

向對立面來吸取營養

一位南加洲大學的政治哲學講師指出，任何政治哲學的創始人或其信仰者，對其政治哲學，原想用來福國利民的。無如政治哲學實施了以後，都無可避免的會出現毛病，出現挫折。1929年的時候，美國出現經濟大恐慌，自由企業的經濟，竟然弄成大規模的失業。自然不能說，自由企業的經濟，有百利而無一害。面對資本主義之害，羅斯福便乞靈於凱恩斯的經濟思想，而凱恩斯的經濟思想，是乞靈於社會主義思想（這是一般的社會主義思想，而不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反之，中國大陸實施社會主義，也未嘗沒有亂子。在四人幫的時候，把社會主義的思想，誤為「平均主義」，於是，出現「大鍋飯」制度，「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的風氣。當一個制度主動或被動出現毛病的時候，人們就會從其對立面來吸取營養。因此，今天大陸之有「鄧小平體制」，等於美國之有「羅斯福新政」。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命題，並不新鮮。比較新鮮的地方，是英美之採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立法，係寄存於整個國家的體制內邊，而鄧小平所指出的，是在中國的土地上邊，劃出了兩個區域，來實行資本主義（在國內也有非主導性之容納資本主義）。

當然，當一個國家，採取兩種制度的時候，必然有主從之分。羅斯福施行「新政」以後，依然以資本主義為主，故沒有人叫美國做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人認為羅斯福是「走社」，反之亦然，今天中國，自然是社會主義國家，而鄧小平也沒有「走資」。

新鮮在甚麼地方？

上邊一面說，「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觀念，英美早已有之，並不新鮮。一面又說，美國一些教授們，認為這一個命題，新鮮而又有興味，這究甚麼鬼呢？

原來美國的學人們認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命題，在英美早已有之，不能說是新鮮，但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領導人，像鄧小平的地位，而說出這一句話來，那是新鮮的。

為甚麼是新鮮呢？如果一國之內，能容許兩種制度之共存，那末，地球之上，應該能容許兩種制度國家之共存。

雖然迄今仍是少數說，但美國的學術界早已認為，在經濟生活上，如果合夥制度能與有限公司制度和平共存及和平競賽，那末，在全球的政治生活上，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當無不能和平共存之理。事實上，在一國之範疇內，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矛盾，是你死我活的（美國罷工，也罷到你死我活），但是，在國際之範疇內，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矛盾，卻不是你死我活而是競爭性的。合夥制度與有限公司制度之對比，只是法律責任與財產權之不同，各行其是，雙方毫無恩怨。兩個不同制度的國家，甲國的無產階級，亦與乙國的資產階級，原無利害衝突，何恩怨之可言？

把兩個制度不同的國家，弄成為你死我活，美國有錯，而蘇聯亦有錯。美國在麥加賽主義盛行的時候，美國的麥加賽參議員認為：「美國之生存，寄託在蘇聯之毀滅。」而1959年蘇聯的赫魯曉夫出席聯合國人會的時候，脫了鞋子，拍到桌上，認為「我們一定要埋葬你們資產階級」。試問，蘇聯之無產階級，哪來埋葬美國資產階級的權利？

為世界政治開創新局面

兩個超級大國，既然因為歷史上的偁然，而糾纏到難解難分，而鄧小平以大國領導人的地位，從低一層來說，一國之內，兩種制度尚可以和平共存，那末，在全球範疇內，過去60多年的歷史，從「白衞軍」開始，弄到不同制度的兩個國家，不必要地對抗起來，又弄到今天世界上，每一個注意國際局勢的人，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定一定神，看核子戰爭已否爆發，那真是歷史上的陰差陽錯了。

美國學人們從世界的範疇來看鄧小平這一句話，認為足以開創未來世界的新局面，故認為有新鮮感。

不是說的話新鮮，而是說的人新鮮。

（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