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份出版的《幸福》，發表「一篇《為甚麽布熱律斯基爬不上最高的位置？》一文，主要是解釋為甚麼布氏不能做國務卿。論述美國政情，雖不一定可靠，但有關布氏個人思想的描述，頗有許多切近的地方。茲摘述一點如下：
和基辛格比較
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有許多相同的地方：（一）兩人都是在歐洲出生而到美國就讀的學者，兩人說英語，都帶點一鄕音（按：布氏說英語比基氏流暢）；（二）兩人都憑名學者的地位，來代取高官；（三）布氏有了得總之作的時候，經常叫人把自己來跟基氏比較，基氏卻認為布氏是野狐禪，充內行。實則兩人都是文人相輕。
事實上，論學養，兩人都差不多，對世界局勢的基本判定，也沒有多少相異的地方。如果說有所不同，那就是，基氏處理國際局勢，先有定見，萬變不離其宗。布氏處理國際局勢，因形勢而異，形勢變了，他的思想也隨之而變。以處理中東問題而論，初時布氏主張召集日內瓦會議和蘇聯一起來解決中東問題，與基氏同出一轍，但此事為埃及總統薩達特所不滿，寧願自己到以色列去。布氏一看見勢色不對，就立刻放棄和蘇聯共同解決中東問題的想法，而主張埃以先訂單獨和約，因而後來就有了戴維營會談以及現在之以埃訂約。布氏因時而異的思想，累得卡特總統相當之慘。人們都說卡特總統舉棋不定，實則應該由他們的國家安全顧問來負責。
與其說布氏與基氏有不同的地方，毋寧說，他們的老闆有所不同，基辛格的老闆是尼克遜和福特。福特基本怕處理外交，尼克遜雖然處理，但屬於偶一為之的性質，因此，基氏可以為所欲為。卡特是一個相當特殊的總統，不論懂與不懂，都要集大權於一身。不懂就問，問了你就要小心作答。布熱津斯基是一個作條陳的長才，分析形勢利害，明白易懂，因此，和卡特較為接近，但正因如此，所以他無法振翼高飛；他飛去別處，卡特就失了一個作條陳的人。卡布成為兩位一體以後，就累到國務卿萬斯，只能終日坐飛機，去執行卡特所決定的政策，同時，也累到布熱津斯基，無法做成第二個基辛格，出不了頭。
君臣既與時際遇
不能否認，卡布兩人，是「君臣既與時際遇」的，主要的原因在於：兩人在哲學上，有其共同的地方，布熱津斯基認為，今天美蘇兩國，所面對的，同是在不斷進化的第三世界。但美國的制度，比蘇聯的制度，更適合於處理今天的第三世界問題。良以今天的第三世界，民族自覺的程度高，追求的是民族獨立，而不是追求社會制度的改革。美國歷史一開始，就是一個追求民族獨立的國家，和第三世界先有共同的地方。美國只要除去了帝國主義的面孔，第三世界對美國就比較容易接近。蘇聯以社會制度改革為第一面旗幟，而以民族獨之作為第二面旗幟。事實上，蘇聯對第二面旗幟，也不是打開得十分高明的，大國沙文主義，流露於不知不覺間，因而，對處理外交問題，落在美國後邊，是必然的賀，美國隨而沒有甚麼可悲觀的理由。中國把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國與國的關係）和社會改革（黨與黨的關係）作為兩面旗幟，中國雖是將來世界上的一個新問題，但就目前而論，中國願意和美國為友，而不願與蘇聯為友，更可以增加美國樂觀的理由。卡特對世界局勢的樂觀，並不是完全基於國際形勢的分析，而是基於以往的美國是世界至富至強國家的觀念和他的基督新教的精神。
反看基辛格，受了「越南後遺症」的拘束，看世界，並不如卡布兩人的樂觀，以美蘇取得平勢，作為追求目的，故與卡布兩人的思想，有其不同的地方。
樂觀主義引起的結果
在哲學上，既有悲觀主義與樂觀主義之不同，因而卡特時代，就有殊於尼克遜和福特時代。基辛格認為，美國的實力，既已落後於蘇聯，因而，美蘇兩國能取得平勢，於願已是。求取平勢，就要通過「緩和」來逹成限制戰略武器。布熱津斯基首先認為，在軍事上，美國容或落後於蘇聯，但武備並不是唯一比較的指標，美蘇必須把政治、經濟、技術、外交來作統體的比較。在統體比較之下，美國並沒有落後於蘇聯。其次，有了「限制戰略武器協定」，並不等於有了「緩和」；有了「緩和」，並不等於美蘇就可以有了可靠的「均衡」。美蘇之間，只有「永勞」，而不可能有「一勞永逸」。因此，布熱津斯基雖不反對「緩和」，也不反對簽署「限制戰略武器協定」，但認為這僅是「表像」，而不是實質。「永勞」才是美蘇關係的實質。
布熱津斯基認為，未來的世界，是屬於民治主義的，而不是屬於共產主義的。只要有了這一個信心，美國就不必對共產主義，作不必要的畏怖。布氏為卡特總統起草的聖母院大學演詞，有一句話說，民權才是歷史上無法避免的主流，我們不必對共產主義作不必要的畏怖。這句話，就是布氏思想的基礎，也在卡特總統的心中，已起了共鳴。
蘇聯憎恨布熱津斯基的原因
蘇聯對布熱津斯基，如果不是僧恨，至少是心存畏忌的。那就由於他的上開的思想。上開的思想，質言之，就像一個採購人員說：你對「緩和」和「限制戰略武器協定」，「賣便賣，不賣便拉倒」。採購員說這一句話，等於聲明交易縱使成功，實際絕無好處。這樣一來蘇聯就有一點一黔驢技窮，不能把「緩和」或者「限制戰略武器協定」作為一種誘餌。現在，美蘇一二階段的「限制戰略武器協定」，已有成功的可能了，蘇聯想藉此來進一步造成蘇聯與西歐間的緩和，但目前無法看到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
布氏又有一個「區域安全的基幹觀念」，即是說，把中國和日本作為亞洲安全的基幹，把埃及和以色列作為中東安全的基幹，這也是蘇聯所不願看到的。把本來是敵對的雙方，作為一張牌來使用，這是美國在處理世界問題上的一種新想法。換言之，萬變不離其宗，以對抗蘇聯為第一義。
以上是美國記者分析美國當前的政策溝想，是供參考。
（原載1979年4月16日新加坡《南洋商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