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提出《2018僱傭修訂條例草案》，將男士侍產假由3日增至5日，這個措施本來不應該有甚麼爭議可言，但不要輕視反對派的能力，他們就是硬要提出要將男士侍產假進一步增至7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明言，若果立法會通過修訂到7日的決議，政府將會撤消整個議案。

反對派就執著這種情況，說政府不聽從議員的建議，是屬於行政要脅立法，更有反對派議員黃碧雲形容，政府的做法是公然要脅立法會，屬於行政霸道的手法。然則增加至5日，是經過勞顧會協商的修訂，政府接受勞顧會決定，就不會支持未經勞顧會討論的議員修訂。

事實擺在眼前：是反對派企圖凌駕於勞顧會的決定。反對派經常掛在口邊的是香港的法治精神，事事有規可遵，有既定的機制行事，偏偏最喜愛挑戰這種現況的正正反對派本身。這種情況不是第一次發生，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筆者就舉另外一個例子，去年政府提出《2017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建議將公共小巴座位的上限由16個增至19個。反對派議員尹兆堅就提出修正安，把座位數目增至20個。後來撤回修正案，卻說政府是恐怖份子，以草案為人質作要脅，強迫他撤回其修訂。

香港多年來實行技術文官制度，提出的草案並不是拍腦袋出來的，而是要進行研究，以及諮詢業界的意見，甚至有特定的委員會提出專業意見，政府才以之作出修訂。尹兆堅憑甚麼說19座不行，一定要20座而不是21座呢？

用最簡單的辦公室生態詮釋，反對派所作的就是「爭功」，為了令到自己能「成功爭取」，而不惜推翻制度之下所作出的集體決定，可見反對派眼中只有自己的小算盤，何來顧及過香港人的整體利益？以前用「真普選」來否決政改，本身就是同樣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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