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院官司終於告一斷落，一台麻雀，兩不討好，三人下台，四人皆輸。

當中唯一的女性，以提早退休作結，臨行前寫了一封據講辭情並茂的辭表如下：

廉政專員羅范椒芬辭職公開信

我的辭職決定

各位朋友：

我已經於六月十八日（星期一）向行政長官遞交辭職信，決定離開服務了三十二年的公務員行列。不過行政長官當時拒絕接受，今天我收到教育學院調查聆訊委員會的報告，我已經再次向行政長官請辭，由七月一日起離開廉政公署，開始退休前的休假。

我的辭職決定和最近的教育學院風波調查事件有關，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此我要鄭重聲明，離職的決定已醞釀多時，並非倉卒的決定。

教育學院調查聆訊開始，我一直本著平常心對待，與調查委員充份配合，作供時亦清心直說。我重申不認為自己有干預學術自由。報告書對我下了‘干預學術自由’的結論，我表示失望和遺憾。

教育對香港的未來發展極為重要，我亦因此願意委身在教育界工作八年，希望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香港培育「樂善勇敢」的新一代。教育改革是一項龐大而複雜的創舉，需要各方面齊心協力，以積極和正面的態度共同面對。我在教育統籌局工作期間，一直認為與社會各界人士，尤其是專責培育未來香港師資的教育學院人士，就教育觀點和政策問題進行溝通、討論、交流、爭議、正是我的職責本份所在，目的是希望社會上的意見領袖能夠客觀持平地分析問題。豈料到偏偏是03、04年這些日子，我的日常工作就變成了‘干預學術自由’。顯然在什麼是學術自由問題上，調查委員會與作為公務員的我，有嚴重的分歧，並且沒有妥協餘地。為維護公務員在推行政府政策和履行職責中的尊嚴，我決定不再繼續留下來。

回想三十二年前投身香港公務員行列，一心抱著服務社會的目的，並把工作視為使命，以維護公眾利益為己任。自問轉換過多少崗位職務，經歷多少難題重擔，我都夙夜匪懈，竭盡所能。能有機會為香港社會服務多年，深感榮幸，多謝政府過往對我的栽培，給予我發揮的空間。我擔任過政務司助理和特首辦主任，參與了香港回歸祖國的工作，也參與制訂公屋資源合理分配政策，土地分配和物業價格政策，公共巴士服務改革和跨世紀的教育改革等等。這些歲月既充滿挑戰，亦多姿多彩。

我作為公務員，深知必須本著對人襟懷坦誠，處事光明磊落的原則做事，所以容或我的工作中也有過錯失，但我的座右銘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我對公職沒有戀棧，辭職亦沒有遺憾，但有的是牽掛。‘一葉而知秋’，對於所有無畏無懼地堅守原則；為公眾利益盡忠職守的公務員而言，我的經歷是否就是他們的明天？如果我的請辭能夠引起社會人士對香港畸形政治生態的討論和反思，也可以說是我作為香港公務員的最後一份貢獻。

‘關掉一扇窗，打開一道門’，我為自己的公務員生涯劃上句號，卻又同時展開了人生另一篇章。自從作出了辭職的決定，個人心境是非常的平靜，視野也變得更廣闊，思路更舒展，要為香港和國家服務，其實還大有空間天地，我願以餘下的日子為此作出貢獻。多謝各位！

羅范椒芬

從來改革都是艱鉅的事，亦少有成功之例，改革者每多具有使命感，認為世界生病了，非得他們大動手術不可。可是往往這些人同時具有「真理使者」的心態，即是：我提出的一定對，你們反對一定是你們錯；我即使是錯，動機也是對的，所以也是對；所以你們的動機一定錯。對於這種心態是著名的描寫是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名言：「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 」。網上有人對之作出討論，當中筆者認為這個評論很值得李羅二人借鏡：

王安石的理想是崇高的,抱負是遠大的~可惜他並不能全盤的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和人民需要,因此很多規定反而妨害社會發展~王安石是屬於腐儒的那種~~~加上固執的個性,只要反對他的新政一律貶官~真夠獨斷了

就筆者的觀點，教改只是董建華時代眾多好大喜功而沒有實效的政績遺骸之一。教改眾多措施之不得人心，也是路人皆見。但即使同情地了解其崇高的理想，又是否完美到不容別人批評，連在報章上撰文，也要受到上官指正約束？

筆者不會認為一名文人在報章投稿是屬於「學術行為」，但如果一個普通人只因為在報章上發表個人意見，公司的上司卻因此而要接上官的電話，被要求約束甚至可能要被解僱，這便不是干預學術自由，而是干預言論自由甚至是政治迫害了！

至於所指的畸形政治生態，筆者也很認同，但是認同的是為甚麼香港可以忽然多了咁多掛名問責就權力接近無限大的人？似乎有人故意偷換概念，李羅二人很明顯不是公務員，公務員從來都沒有政治責任，亦沒有出現過公務員被民粹議員問責而下台。人家罵了公務員，好官佢自為之。被人罵得的是問責局長，一方面又要說了算，一方面又要問責，一方面又「唔話得」，天下間何來這樣的好工？